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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汉忠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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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本人姜汉忠(网名鬼子姜、笔名吾信光、冷言、夏侯冉成)在一家出版社担任副译审,从事著作权合同研究与买卖,获得北京“十佳”版权经理人、全国优秀版权经理人称号。现在《中国图书商报》主持“话说合同”专栏,讲述合同奥妙,在《齐鲁晚报开》办“创意生活”专栏,介绍国外最新好玩艺儿,在《生命时报》不定期译介国外最新健康研究成果资讯。 MSN: frank007@263.net.cn QQ: frank@qzone.qq.com Tel: 010-6899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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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2)   

2016-01-01 13:50:00|  分类: 文化,出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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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实际上这场运动的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觉察到什么,只是从广播里听到上面发了文件,我当时还小,不记得叫什么文件。等我家周围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全国都动起来了。

我记得从我家住的观马胡同北口出来,沿着便道向东走一百多米,在现在的广渠门内大街路南有个大门不太寻常的院子。有一天,听邻居们说,那个地方来了好多人,好多大人小孩就跑出去看。到了才知道,来了好多带“红卫兵”袖章的人,也许是学生,估计也有企业里的人。他们拿着铁锹,把那家门楼上一块雕塑给铲掉了,又看见有个人被从大门里押出来。听旁边的人议论,这个人是地主,叫石崇山,听着是这么个音,到底是不是这三个字无法断定。后来听说,那个“地主”被迁移到马路对面一所房子居住去了。没过两天,我家胡同北口出去往西,还是在广渠门内大街,这回是路北,一个大门前聚了不少戴红袖章的人。大人孩子又跟着跑到那个地方,远远地看热闹,只见一个戴红袖章的女学生,大概比我大不了几岁,抡起一根皮带就打旁边那个带纸糊高帽子的人,一皮带下去,血就出来了。大人还好,小孩很害怕,大人怕出事,就拉着小孩往家跑。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文革”的开始。“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学生还去学校上学,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不怎么上课了,尽开会。我印象很深的是,学校要求学生上学要带小板凳,预备着去操场开会。至于开会讲的是什么,一概没有印象,只知道在小板凳上坐时间长了屁股疼。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一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季新学期开始以后才“复课”。我查史料上说北京的中小学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复课的,不过我对此没有什么印象,反正折腾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复课之后,虽然每天去学校,实际上暂时还上不了什么课。只要有“最高指示”发表,学生一定要上街游行庆祝。这种游行通常是不管时间的,即便是晚上七八点钟,也要自动赶到学校,由学校组织庆祝游行,游行走多远,多长时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反正是这种游行非常频繁,尤其是在“文革”开始后的前两年。

学校不闲着,街道,也就是居民,也没闲着。“文革”开始后,由于家父成分是小业主,不是“红五类”,日子过得战战兢兢。所谓的“红五类”指的是履历表上填写的五种“好”成分,那就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别人问你是什么成分,你如果属于“红五类”,那你就会昂首挺胸,毫不犹豫地说出来,如果你不是,那就心里没底,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麻烦找上门。至于所谓的“好事”,不是“红五类”的家庭基本上没份,尤其是我们这种社会底层的家庭想都别想。眼看着风声越来越紧,家父家母很是害怕,生怕什么事情落在我们头上。这时候,院子里也有人在不断地说,整治完“黑五类”,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之后,就该轮到小业主了。只要从你家里搜出什么跟“四旧”有关的东西,就会拉出去“批斗”。所谓“四旧”,指的是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批判斗争,让与“四旧”有关的人威信、名誉扫地并以儆效尤。当然,也有因为其他原因被批斗的,这类“批斗”不在此列。就在这时候,有人从街上拿来报纸,不知道是买来的还是散发的,上面刊登的是一些地方发生武斗的消息,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机枪、大炮等武器。

这样一来,家父家母就更紧张了。满屋子找东西,看看哪个东西属于“四旧”。看到桌案上有几个掸瓶,似乎比较合乎“四旧”的标准。现在的人估计不知道“掸瓶”是干什么的。过去家里为保持洁净,平时都是用掸子来掸,逢年过节更要把家里的各种物件掸一掸,有人来串门,看座的时候也先要掸一掸,以示对客人的尊重,这种情景现在生活里估计是没有了,不过在一些影视剧中还会见到。掸瓶是一钟高高的瓷瓶,颈小腹大,掸子用完了,用来插掸子的。家父家母一商量,判断这个东西一定很危险,于是就把掸瓶搬到院子里全都给摔碎了。这些东西要是放到现在,即便不是古董,也是很值钱的工艺品。除了掸瓶,家父家母还把自己穿的皮袄也给改了,“连三”放着的礼帽也给剪了。那个年代,北京冬天还很冷,一般人家,尤其是老北京人,多少做几件皮袄以便过冬。“连三”是一
种并排有三个抽屉的老式桌子,现在的人估计没见过。礼帽是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用硬毡子做的,男人在社交场合戴的比较多,这种帽子现在倒还有戴的,不过比过去少多了。

这还不够,院子里的邻居还趁火打劫,不知是为什么看上了我家的房子。我前文说过,我们是一九六四年搬到这个院子里的,三间房子,其中两间家父家母和我居住,还有一见是我奶奶居住。后来,我奶奶去世,那间房子就空出来了,当时我才十几岁,想得不多,加上那间房子住过的人已经去世,住进去觉得别扭。可就在这时,一家后搬进来的邻居来我家,撺掇家父家母把这间房子给交还房管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房子都是房管所管理的,也就是公家的,居民是通过承租的形式居住的,如果你不主动放弃,这房子你可以住一辈子,就像自己的房子一样,不过你不能随便处置。家父家母一想,这房子本来就没人愿意去住,放在那里也没用。更重要的是“文革”当时正是紧张的时刻,一旦让房子所累便不值得,一合计,就把多出的那间房子交还给了房管所,也就是不租了。

那个年代,那个社会地位,那个眼界,那个信息渠道,还能让家父家母作出什么更明智的选择呢?至少交出去了,心理踏实了,不会再为什么提心吊胆。在那之后,确实如希望的那样,再也没有什么传言可以让我们惊恐不安的了,因为我家也没有什么能让人抓住“把柄”的地方了。可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至少把房子交还给房管所是极为不明智的,是很失策的。等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要谈恋爱,要结婚,结果没房子,内心那个焦虑,难以言表。当然,那是后话,暂且不表。

“文革”期间不管怎么样,上课、学习,没有一件事是认真去做的,因为你如果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估计不知道又要招来什么麻烦。上课不费劲,学习不紧张,十几岁的孩子就整天在家里或者院子里玩。那个年代最令人崇拜的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在“红五类”中位居第一。所以,弄一身“国防绿”的衣服穿上,很觉得精神。所谓的“国防绿”就是解放军战士军装的颜色,当然我这种社会地位的家庭是没有地方弄到“国防绿”穿上的。弄不到“国防绿”,弄一根解放军战士系在腰间的武装带也好呀。我家附近只有合作社,类似于现在的小卖部,买个油盐酱醋可以,买其他东西可不行。于是我跟家母说一声,就离开家,从胡同北口左转,过马路进北河槽胡同,走到头,从一条不是胡同的小巷子出去,便是花市大街。往西走个大概一二百米,便是一家新华书店,路北则是一家百货商场,我们都管它叫花市百货商场。前几年,我去花市附近办事,看到那个书店还在,可是对面的那个百货商场没有了。到了花市百货商场一看,也没有武装带可卖呀。买不到武装带心里痒痒,过了几天,又跟家父家母“请假”,准备步行到王府井百货大楼看看。我去过王府井百货大楼,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大楼的地面滑得不得了,走在商场里就像走在雪地和冰棱上一般。

从家出来,还是按照以前行走的路线往前走,走到了东单,应该转向西,到王府井大街再向北才对。不知是什么缘故,我鬼使神差一般一直向北走了下去。一边走,一边纳闷,王府井百货大楼怎么这么远呢?以前好像没走这么长时间呀。那时候的小孩不像现在有手机,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查找线路。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感觉纳闷还不问路人。有人会问,那是为什么?您问我,我还问我自己呢。结果越走越远,中午从家出来,都走到了下午,太阳都往西沉下去了,还没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最终发现,走错了路,八成是转向了。后来不记得是我主动找派出所问警察,还是路上碰到了警察,反正我“进”了派出所。等了一个多小时,家父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就坐在家父自行车的大梁上。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走到了东直门外。用现在的观念看,即便到了东直门外也不算远。可是那个时候不行,我才十二三岁。不仅如此,当时的东直门外在我印象中是一片庄稼地,人烟不多。回到家,听家母说,是东直门外的一个派出所打电话到我家所属的派出所,派出所又打电话到我家附近的公用电话,管公用电话的人找到我家。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是我把我家地址详细告诉了警察?还是警察根据什么查到了我家的详细地址?我估计我多半只能说出我叫什么名字,大概是他们根据户口簿登记资料查到了我家地址。那时候的孩子胆子就是大,父母胆子也大,搁现在,估计孩子大人都不敢如此这般。

其实也不怪我一定要出去买解放军战士系的那种武装带,主要还是周围的孩子不怎么跟我玩。那时候的孩子,只要有小伙伴一块玩,恐怕连吃饭都想不起来,说玩得昏天黑地也不为过。我家住的那个院子,北房住着一大家子,我们称之为“北屋”,南房靠西头住着一家人,是跟我们一起从栖流所搬过来的,那家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剩下其他住户基本上都是在我家之后搬来的,没有什么根基。“北屋”与西南头的这家关系很好,好像持续了好多年,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家从那个院子搬走为止都是如此。尽管我家搬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我家始终被人家打入“另册”。换句话说,我家住在那个院子总要看人家的眼色行事,人家高兴了,就让家里的孩子跟我玩,我乐得屁颠屁颠的;如果得到允许,可以去人家玩,那更是像赏给了一个元宝一般。有时候,很奇怪,几个小孩正在西南角这家玩呢,突然人家家长告诉我,说我妈叫我呢。我赶紧放下手里玩的东西,跟别的小孩说,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等到了家一问才知道,家母没叫我,我于是撒腿就往回跑,结果人你家把门给插上了——禁止我入内了。不知又过了多久,人家又跟我玩了,我更是乐不可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只要有邻居的小孩跟我玩,一切都没关系。

上小学时,我家离学校远,这一“远”对我就很不方便。那时候,学生入学,包括小学和中学,都是就近入学。小学一般是按户口划片,现在好像也是如此。中学是整班端到一个中学。我上小学的学校离我家远,我跟小学同学的来往不多。正好那时候又是“文革”,上学稀松二五眼,在家呆的时间比去学校时间长。没有小伙伴一起玩,对小孩来说应该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复课一年以后,我就上五年级了。名义上是五年级,实际上学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三年级时候学的,好在那时候开始正经学点东西。上课虽然正规多了,开会还是不少,上学总是要带着小板凳,预备着随时开会。我记得当时我的班主任叫张宝昌,中等个头,微微有点胖,对我们这帮小孩子还是很有耐心,经常告诉我们学生要好好学习,学好了会有用的。也
老师讲了不少,可是十几岁的小孩能记住多少呢?所以很遗憾,老师的教导绝大多数都忘到脖子后面去了。不管怎么说,学生要好好学习的道理开始朦朦胧胧知道一些,也开始注意收心——毕竟好几年都没好好上学了。总算踏实一些了,可是六年级也要结束了。我不记得那时候是否考试,反正全班都升入中学了。我们这个班,也许还有我们学校其他的毕业班,全都去了咫尺之遥的广渠门中学。

不论是从时间上还是质量上讲,我接受的小学教育都无法与现在的同龄学生相比,可是我依然十分怀念我上小学的岁月。那真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道理都不懂的年龄,我估计现在的小学生懂得一定多得多,看电视节目就能发现,小孩子说话一套一套的。可是我们那时候,简直就像傻子。让一个什么道理都不懂的孩子懂上一点点,那真是不容易。我就是这样带着最后一年学到的一点点人生道理离开小学,升入了中学。这一年是一九六九年七月,我的小学毕业证书显示的日期是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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