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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汉忠的博客

海外健康知识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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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本人姜汉忠(网名鬼子姜、笔名吾信光、冷言、夏侯冉成)在一家出版社担任副译审,从事著作权合同研究与买卖,获得北京“十佳”版权经理人、全国优秀版权经理人称号。现在《中国图书商报》主持“话说合同”专栏,讲述合同奥妙,在《齐鲁晚报开》办“创意生活”专栏,介绍国外最新好玩艺儿,在《生命时报》不定期译介国外最新健康研究成果资讯。 MSN: frank007@263.net.cn QQ: frank@qzone.qq.com Tel: 010-6899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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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22)  

2016-02-18 15:48:00|  分类: 文化,出版,版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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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依然是很平凡的一年,业务工作跟以前一样,“亮点”不多,不亮的点倒是有几个。

那年六月至九月间,我社邀请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及夫人来北京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就中国发展模式展开对话并以此对话为基础合作出版一本书。我开始接触这件事是在当年的六月下旬。当时这件事是委托给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因为奈斯比特先生是这家出版公司的作者,所以这家美国出版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代理人,包括他的夫人,因为奈斯比特与他夫人算作一方。问题是,拟议中的对话和图书中有一方是赵启正,
先生并不是美国这家公司的作者。美国出版公司提出由他们充当两方作者的代理人,这个建议似乎不太现实。相反,赵启正先生委托我社作为其代理人。这样一来,有趣的局面便出现了,那就是新世界出版社是出版商,同时还是其中一方作者的代理商,另一方作者还有一个代理商,这个合同怎么订立?双方作者的权益和义务应该是相同的,可是照这个模式订立合同肯定是大有区别的,这对作者而言就很不公平了,至少合同是大不一样的。一开始,美国出版公司坚持由他们充任双方作者的代理,合同由他们起草。看到起草好的合同,我发现完全是普通的出版合同,很难套用我们当时面对的情况。有一件事当时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奈斯比特先夫妇来华时间已经确定,如果我社无法就合作方式与美国出版公司及时达成一致,就会影响奈斯比特夫妇的中国之行。我借用这个杠杆,向美方施加压力,坚持按照我们的方式合作并且以我们起草的合同为基础展开谈判。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对我方越来越有利,最终美国公司告诉我们,对话、出书一事由奈斯比特夫妇与我们直接沟通。这样一来,我们便以出版商的身份与两方作者订立了合同。很多事情,外方提出的方案并非十分合理,只要我们坚持,总会找出解决办法。

那年九月四日,北京国际书展正在进行之中,我社杨社长在展场上对我讲,希望我跟日本和韩国合作伙伴探讨一下访问日韩两国的可能性。九月七日,社领导正式将这件事交给我处理。联系日本方面签发邀请书比较容易,因为我社有比较可靠的日本关系,可是联系韩国方面发送邀请书却不那么容易。实际上此前我社领导提出过出访韩国的问题,我也为此试探过我们的韩国客户,除了首尔书展,为其他时间去韩国访问签发邀请书似乎不太乐观。再者,即便有邀请资格,发出的邀请书数量也是受限制的。一旦用完,就无法签发这种邀请书。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发个邀请书有那么难吗?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真是不知道。签发邀请书,不仅要提供被邀请人的资料和行程,还要提供邀请人的详细资料,包括经营和纳税状况。如果需要,大使馆还需要其他一些资料。所有这些资料备齐以后,还要经过律师审核与签字盖章。手续完备,才能发给被邀请人。开始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和代理人,都觉得有困难,即便不说有困难,也不敢说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多年前有过交往的一位韩国版权代理人取得了联系,对方似乎有些把握。与此同时,我也不能放弃与其他韩国朋友交涉此事的机会,以防踏空。直到九月十八日,我认识的这位朋友才给我比较确定的消息,说韩国一家出版社可以给我们签发邀请书。当年九月二十九日,我们收到日本方面的邀请书,国庆节期间收到韩国方面邀请书,不过我是在国庆节结束之后才取回邀请书的。出访报告则是在十月三日批准的。这样就等办理出访日韩两国的签证了。在办理签证的过程中,我马不停蹄地与日本和韩国同行联系业务洽谈问题,其中包括日本的东贩、讲谈社、文艺社,韩国方面有三家代理公司,其中一家还有签约任务。我们一行三人在当年的十月三十日清晨从北京出发,当天中午抵达东京我的回忆(22) - 姜汉忠 - 姜汉忠的博客。到达之后直接去日贩公司,与对方洽谈版权代理的问题。紧接着我们前往讲谈社总部,拜访了那里的几位负责人,参观了他们的书库,晚上还与讲谈社的同行共进晚餐。第二天上午我们在东京我的回忆(22) - 姜汉忠 - 姜汉忠的博客市内参观,然后乘飞机前往札幌。十一月四日返回东京我的回忆(22) - 姜汉忠 - 姜汉忠的博客,当天下午前往一家专出语言类图书的
ALC出版社编辑见面。晚上,我一个人与日本一家代理公司的代表在一家饭店会谈,因为时间实在错不开。十一月五日上午拜访文艺社,参观内山书店、东方书店和三省堂书店。其中三省堂书店的规模与我们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相似。那天傍晚乘飞机抵达韩国首尔.。十一月六日下午拜会了为我们签发邀请书的省安堂出版集团老板,前往恩特斯代理公司与该公司老板会谈,晚上与一家版权代理公司共进晚餐并交换一份授权合同的文本。十一月七日上午,我的同事去名胜古迹参观,我则拜会一家版权代理公司的代表和老板并与之共进午餐。十一月八日我们乘飞机返回北京。

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事情。当年六月,我社办公室贴出当年职称评审申报通知,经过咨询,我北告知有资格申报正高级翻译职称评审。决定申报之后,便花时间准备材料。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复杂,我一边准备,一边咨询外文局人事部的相关人员。直到
六月三十日,我才知道我不符合申报正高级职称评审的资格,因为我没有大学本科学历。外文局人事部的工作人员和领导都很奇怪,我当年是怎么评上副高级职称的。被人冷不丁地这么一问,我当时还真没说出来。人事部的领导赶紧翻看职称评审手册,发现学历条件不符也没关系,只要连续三年年终考核优秀也可以,这个标准我也不够。人事部领导接着往下看,发现如果获得过一定级别的奖项也能参与职称评审,我立刻说我三次获得过北京市版权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的十佳版权经理人的称号。人事部领导说,这些荣誉可能会管用,于是我赶快回到我社,请领导安排办公室给外文局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写申请破格评审的报告。七月二十九日,我社收到外文局职称评审改革领导小组的批复,同意我参加正高级职称的评审。当年十一月十日,收到办公室通知,我成功晋升为翻译系列的正高级职称——译审。

那年五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我随我社总编辑前往金台饭店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书展版权研讨会。那年七月十八日,我以嘉宾身份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参加《我们》栏目的节目录制,追忆刚刚去世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和任继愈。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两位老先生,也不十分了解他们。之所以我被邀请担任节目嘉宾,是因为我在季羡林逝世后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季羡林留给我们的“遗产”》,文中介绍了我与
季羡林先生“相关”的两件事,一件是季羡林先生的《病榻杂记》是我社出版的,当时正在与韩国出版商洽谈韩文版授权事宜,另一件是我主学英文,季羡林先生在数年前对媒体记者谈论过学外文的问题,所以与我产生了联系。这篇文章受到栏目主持人王利芬的关注,于是我当了一回电视嘉宾。那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再次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不过那次是担任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现场评说学生的论文。

那年销售的图书版权有二十本,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有的效果后来非常不错,其中《一口气读懂经济学》就是这样。这本书的版权卖给了台湾一家出版公司,预付款是一千六百美元。二〇一〇年结算版税达四千七百多美元,二〇一二年结算八百多美元。在那之后是否还有结算我不得而知。

那一年,我还应山东齐鲁晚报编辑的邀请,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创意新生活”,从国外新近发明的一些生活小玩意儿摘取一部分,配上图片介绍给读者,连续发了十六期。后来因为报社编辑方针有变,栏目取消,我才就此搁笔。我还为生命时报编译国外的最新医学保健的信息,其中有一部分曾经刊登在第一版的头条位置。

那年,我还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出版参考、大众日报、中国经济周刊、西安日报法制日报周末发表过十九篇业务文章和时事评论。

那年九月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出版参考杂志社主办的二〇〇八年度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评选活动中,荣获“二〇〇八年度全国优秀版权经理人”称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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